南韵北骨 书如其人
——品评陈国鸿的书法艺术 文/徐文璟(2013年元月于北京金台苑三徐)
大西北，对我这个土生土长在江南的人来说，既陌生却又向往，尤其是宁夏。今年，借在银川筹备并举办个人画展的机会，了却了人生的一大夙愿，也让我真正融入到这块神奇的土地。贺兰山、清真寺、西夏故国、塞上明珠、黄河古道……，一个个神奇而具特质的文件符号，只有身临其境，才能读懂并领略其中神韵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里的人也同样有一种特有的风采—质朴、敞亮、包容、雄浑、不拘小节、不绕弯弯……
书法家陈国鸿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，并在典型中夹杂了几分非典型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祖籍是江苏——江南水乡，却成长在宁夏——塞上江南。不同的文化基因和迥然有异的南北地域文化的孕育，使他的性格和理念呈现出双重性。换句话说，在他身上透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南北方交融的人文气质。简言之，既有一种南人北相的雄气，同时也有一种北意南情的灵气。机缘巧合，初晤，我们就有一种莫名的如故，加之属艺术领域之同道，并获悉他是“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”、“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”（最高奖）宁夏地区得主，而受到宁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的表彰和重奖，便更近了。
大概是中国南北方之间由于地形、气候等差异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文、思想、风俗等的不同，也必然存在某种纷争和冲突，无论是政治的、经济的还是文化的，且往往其最终为自成派系。北方是“儒”的故乡，南方是“道”的家园；北方人守传统，南方人重义解；“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，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”；“南人简约，得其英华；北人深芜，穷其枝叶”。所以，古往今来欲经世者多仕于北，欲出世者宜避于南。不过晚明以来特别是晚清以来，随着西潮涌进，这种现象有了新的变化趋势，并出现了方方面面的南北交融与中西会通的和合局面，特别在学术上，必须是这样的集大成者，才能真正成为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。明乎此，有识之士便下大气力，游历于南北甚至中西之间。前者如郭沫若、张大千、傅抱石等；后者如陈寅恪、王国维、马一浮等，他们皆天下士矣，盖南北中西地气之助也。其实中国学术的千门万户包括艺术的诗、书、画在内，无不贯穿着各种成份，无论是南北、古今和中西。所以说，每一时代的思想和学术，都必须通过整体的历史背景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，也成了今天我们大多数思想史和社会史家的一种共识。
如前所述，陈国鸿君是集南北性情于一身者，南人的伶俐敏捷和北人的粗旷大气，使他有一种常人难以具备的“复性”气质。中国古今成就大业者，无论文武，都或多或少受南北地气交融和合的练就和熏陶——北骨南韵一应俱全。在这一点上，国鸿君有其先天的传承和后天的熏陶和孕育和优势。这是其一。
另外，研究书法史的都知道，中国书法的发展到后来呈现出南北两大分野，即“碑学”（北）派和“贴学”（南）派，并存在不同程度的（南北）纷争。魏书在概念上明显意指帖学，而唐书则意指碑学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大派别的鼻祖。北碑南帖也是书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贴学一脉以正为奇，醇厚、自然、线条绵密精警，在纯熟中透出生色，可谓性情发露，清气满纸；相反，却长期笼罩着理气、匠气、陋气、寒俭气和宫迁气。碑学一脉厚重、拙朴、稳健、浑穆，但在笔墨间存在几分板结、做作而乏有生机，草台气、台阁气、荒寒气、孤迥气是其无法回避的不足。因此，清末民初以来走碑贴融合，并在此基础上弃形取神，抉发碑学的内在精神，融合帖学的勃勃生机一路的书家，明显成了一种优势。在审美取向上，他们大都以表现金石气和书卷气为鹄，书坛上影响深远。但尽管在现代书法史上，走碑帖融合一路成功的书家很多，而在创作理念中，能够真正从平和心态化解消除碑帖分野，而又将碑帖不分轩轾地施之于创作实践中的书家却少之又少。
从陈国鸿现成的作品中不难看出，作为明显受帖学影响的书家，他在创作理念上对帖学的理解，无疑是十分看重的。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碑学的尊重和借鉴，或者毋宁说碑学在他心目中也占据同等的份量。我们在彼此的交谈中发现，他深知北碑南帖对立显然不合时宜，两者仅仅只是一个内疏外密、一个内密外疏而已，只要掌握两者不同的审美特征和价值意趣，并加以融合会通，则南北一家眷属。相反，如仅仅局限在南北书法对立的狭隘认识上，那将学碑为伪体，学帖成匠工。这与刘熙载的“北书以骨胜，南书以韵胜，然北自有北之韵，南自有南之骨”的书学观念，无疑具有相同的旨趣。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音乐界现在是西洋音乐、民族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并存的时代，且各自有其特质和审美观照。西洋音乐讲究音准和位置，民族音乐则重抒情，而流行音乐则强调的是一种渲泄。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孰是孰非，也不能以此评彼，或站在各自角度来武断地褒此贬彼，甚至要弃此存彼。相反，互相借鉴，取长补短反而是一种睿智，反倒是一种发展的路数。
我们知道，中国学术向来不主分科，而主通达，不倡“专家”，只尊“通人”。这种情形在古代主要表现为通“古”“今”，而当下则还得要通“中”“西”。无疑，陈国鸿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。这是值得庆幸的，尽管道理很简单，但当下大多数书家，其中不乏一流的书家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。
我们这代人，因时代之故，加之西方排山倒海之势的强势文化的挟持，旧籍涉猎太浅，西学又难通博，学问自然难望昔贤之项背，也难及西哲于万一，即使近世之大儒如王国维、陈寅恪等诸公，亦望尘莫及，更何况我们这些远离校门之辈，尽管不敢不时时读书，但其成绩毕竟徽乎其徽得连自己觉得害臊。因此，追求那样又博又约、南北融合、中西和合的大学问，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奢望。少数睿智者尽管还在天天读书，恐怕也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贪慕与虚荣罢了，工余写作也只是为排遣世事和胸中无聊之情，“名山事业”也只能停留在概念和孤芳自赏的层面，即使强行，也将还是无一字有来历，无一字有着落。所以，我们如想真正做点学问的话就必须做到通达、没有捷径。除此之外，在此基础上视野还必须泱然笔罩出上层经典和下层民间思想，并致力于剖析中国思想史的连贯观景和断裂痕迹，抱守华夏旧学根基不说，始终不记忘借鉴西方历代各家的治学历程与方向，恐怕才是当下治学立根之本。也只有这样，乾坤才能从此浩荡，笔底才能由此澎湃，“指顾之间，中国思想史上春秋、汉晋、唐宋、明清四大转昔的长卷，才能焕然掀开”。
文化如此，文化范畴中的艺术亦然。它不仅仅是艺术家技巧的表现，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和品格的传现。弘一法师出家后的书法作品，之所以萧寂淡泊，无人间烟火气，完全是他的精神品格的自然流露，不是炼出来的，是修出来的。因此，中国书画艺术的笔墨，不是纯形式、纯造型的笔线墨痕，而是其间承载着文化性的内涵。笔情墨趣，笔意墨韵，笔墨境界与作品传达的文化精神境界是相通的。“笔法全无，虽工亦匠，故不入画品”。这是清代邹一桂在《小山画谱》中的至理名言。
我们现在强调书法的艺术性，其实，从深层次来说，书法是文化，必须建基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茁壮。任何行业拼到最后拼得都是文化，细数书法史上的经典，莫不如此。
有鉴于此，陈国鸿在书坛一直保持着低调态度，这完全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所致。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面前，也不得不如此，高调是一种无知，低调才是明智的选择。他为人谦和，处世平和，勤奋、好学、踏实、有激情，艺术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。他的书法在悉数古人经典的同时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文化涵养，无论古今，也无论中外。这一点完全与他朴素好学的性格息息相关。他不同于当下那些所谓的书家，仅仅流于程式，面目单一，风格也日渐趋于雷同，甚至是些流行的跟风式的东西，花花绿绿的形式，掩盖不住其艺术性情的“干枯”。陈国鸿深知，文艺作品的力量与价值，决非花哨的技艺或唬人的噳头，而在于创作者能否以一颗“沉静之心”，好好地来表达一种感受和情怀，书法若脱离性情光取线条结构，便成了无生命的躯壳。
当然，低调不等于低能，平和不等于平庸，名声不等于名家。一个人的名声并不能反映了出一个人的学术水平，名望仅仅是一个除学术水平之外尚含有多重附加值的东西。有时商业利益的刺激、整体环境的浮躁、创作心态的失衡，让更多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愿低头“思考”，只顾抬头“赶上”。这是可悲的。
在我看来，陈国鸿反倒是一个书法水平要远大于他知名度的书家。特别是那种严肃、认真而严谨的创作态度，在时下艺术生态圈中也几乎鲜见。就当代学“二王”一系的书家而言，他无疑是出色的。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，其书法的取法基本是循“二王”一脉展开的，流利奔放，厚重拙朴，姿致烂漫，无庙堂之严，而“饶具山野林下之风”酌取赵孟頫、米芾等成分其中，同时又融进了些碑的成碑的成分。简言之，取碑之骨、碑之势、融帖之魂、帖之情、帖之韵。尽管其成分还不够，程度尚雏形，但却显露出其与众不同的一面。因此，他的作品既有历史等级，又能笔墨生命，同时也不失时代的气息。不仅如此，其书习王还能脱略门径，自立法门，并避开了历来习王者一味追其表面的秀美之势，不知紧结、轻浮之弊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创作观念上，与一般习王者也拉开了距离，不同在一个审美程度。这是难能可贵的。这几年他之所以能在艺术上频频胜出，不是偶然，完全是勤奋、品行、学识、睿智之使然。一个人笔墨的气息清浊与否，与其先天的禀赋有关，但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勤学深思，所谓“化性气伪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字如其人，人品即事品，绝非虚言。
艺术既然是一种文化，就需要一种宏观，当然也要讲究些精致；既不是那种大言宇宙洪荒，也不是那种痴迷梦游的雕虫小技。艺术文化的高层次推进，不仅仅就是如此，完全取决于天才个体的出现，而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天才个体的出现，却带有相当的偶然性。这其中，除了个人的因素外，与其天时、地利密切关联，就看我们的从事者如何来把悟。
北骨南韵，书如其人，这是我对国鸿君的书法艺术的浅识。但我更期待他出现奇迹，并早日成为时下之“天才个体”。
